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由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但仍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封闭。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许多人只是耳食之闻，甚至听信那些妖魔化宣传。这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敏锐地意识到：红区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地方！他在宋庆龄资助下，冒险前往陕甘宁边区。早先，他只妄想在苏区待几周，没想到一待就是四个多月。1936年11月14日，美国《密勒氏谈论报》首先揭晓了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并刊登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由此，天下进一步相识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斯诺此行写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书，引起惊动并重印刊行多次；翌年2月，由胡愈之策划翻译在上海出书，思量到在敌占区，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该书真实纪录了陕北苏区采访的见闻，向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其首脑、将领的情形。
采访中，斯诺看到红军官兵一律、党的向导人以身作则，深为感动，称这种精神情力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他写道：“毛泽东的生涯和红军一样平常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首脑，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而周恩来身上，有“无可相比的受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头脑和从不认可失败的不平不挠精神”。斯诺还提到，彭德怀在一次看演出中途，脱下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书中还写道：“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仇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前两次反“围剿”时，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50%。这让斯诺为共产党人的高尚理想所折服，他以为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因此“当红星在西北泛起时，难怪有千万万万的人起来接待它，把它看成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西行漫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特殊是青年人，成为享有盛誉的红色经典。与其相关，裘克安编集的《斯诺在中国》一书，搜集了斯诺有关中国的著作选译和宋庆龄等人的回忆文章。其中，赵荣声的《步着斯诺的后尘到延安去》，见证了斯诺及其著述对青年的启示和激励。
赵荣声在燕大念书时，适逢斯诺从陕北返回北平，便与一些同砚到斯诺家中，听他讲陕北苏区情形，看他拍摄的小影戏和带回的照片，“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中国灼烁新社会的真真相形，禁不住热烈拍手，有的流着热情的眼泪”。在斯诺感召下，赵荣声与九名同砚以旅行为名，凭证斯诺画的蹊径图，踏上这一片灼烁的土地，在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由黄昏谈到夜晚。最后，他们除留一人在延安学习，其余九人仍回北平搞学生运动。厥后，听了他们的见闻先容，又有学生延安会见团组织起来。卢沟桥事情后，赵荣声作为亡命学生，曾在汉口一家旅社与音乐家冼星海同住，他忍不住向冼星海先容了延安和斯诺的情形。冼星海对此大感兴趣，最后劝赵荣声也动笔写一本书，把这些情形告诉大后方一直被关在铁桶里的青年。赵荣声便写了去延安经由的小册子《活跃的肤施》（延安又叫肤施县）。到国民党新闻官到书店盘问时，该书已经出了两版。
“一点燃星火，可燎整片原”。《西行漫记》如熠熠星光，划破漆黑的长夜，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闭，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展示给了天下。延安制订的目的蹊径，让天下人民看到了灼烁和希望。这在清静解决“西安事情”、国共相助配合抗日和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了充分展现。无疑，红星能够照耀中国，基础在于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斯诺在书中写道，共产党人在西北特殊受人民接待，他们对农民最有主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派土地，作废印子钱，作废苛捐杂税，祛除特权阶级。人民赞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人挣脱一切弊害祸殃的唯一救星。正是共产党人和红军在极端邪恶的条件下，以坚定的信仰和愈挫愈勇的大无畏气概，燃烧自己，照亮公共，叫醒工农千百万，拯救民族于危亡。
在延安，以毛泽东同志为焦点的党的第一代中央向导整体，培育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人民效劳、艰辛斗争为主要内在的延安精神。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名贵精神财产。要坚韧不拔用延安精神教育宽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罗致信仰的实力、查找党性的差别、校准前进的偏向。”
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阅读有关斯诺的这两本书，感受陕北苏区岁月，重温延安精神，愈加感应中国革命胜利是历史的一定，愈加感应中国共产党的庆幸和伟大。（林义成）